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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修改宪法的机会宣布以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企图以宪法的形式全盘否定八大的正确路线，他们的阴谋是很明显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与此同时，又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而早在1940年彭真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中，就有人主张行政机关与民意机关平等、平行和互相牵制，都由选民投票直接选举、罢免。对于是否设国家主席以及如何规定国家主席的有关制度，是一个重要而又有争议的问题。据笔者查阅档案印象，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一位专家还写了一篇叫论国家元首的长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因此，上述各种意见分歧的要害就是要不要实行以及如何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四，进一步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集体行使职权的制度。将党的领导写在序言中，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些草案讨论了领土、实行责任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总统选举、修宪程序、两院关系等等宪法上的关键条款，对宪法观念的普及和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宪法制度起了先锋作用。

湖南、浙江、江苏、河南、江苏等地都制定了自己的省宪或省宪草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宣布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920年至1924年间，部分省份掀起轰轰烈烈的联省自治运动。推进中国宪法监督建设，应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建构实现正义 关乎权力、权利、受益、负担有效分配的统一规则，进一步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程序和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确保宪法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效力和法律权威。

他反对联省自治，提出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第二，西方政党组织松散，而中国政党组织严密。

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了1954年宪法的起草和制定，并指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宪法，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外，还通过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党的领导通过组织设置、决策程序和人员构成等方面已经内化为国家权力运行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传统的国家形态都是一国一制，即在一个国家内部，只实行一种类型的社会制度。

在民国初年的这段时间里，除当时国会完成的《中华民国宪草案》（天坛宪草）外，康有为、梁启超、王宠惠、汪荣宝、美国古德诺等各派政治势力、政界要人和学界名流以各自方式参与了宪法制定的大讨论，私拟了多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49年后，中国宪法明确提出了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人权这个词语最早是日本译造西方法律概念后而输入中国的。1954年以后的历部宪法往往在第1条、第2条和第3条规定国体和政体。

权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关联性的一种表达，是一些公共的主张，是一种形式的社会合作。关于俄国内部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列宁原先是主张单一制的，后来考虑到俄国内部存在复杂的民族关系，转向联邦制，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

这是一种实行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具有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符合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意愿的新型民主。《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将《钦定宪法大纲》中的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改为皇帝保留享有皇统、宪法和法律的颁布权和皇室大典权，其余权力全部释放。

毛泽东、刘少奇在讲到1954年宪法时，指1954年宪法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是对于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于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孙中山创建的五权宪法是中西宪法理论的有机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说，是中国人民探索符合中国自身特点的宪法道路和宪法制度的早期产物和重要成果。从世界范围看，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古老帝国的转型都是以分裂成若干民族国家为结局的。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力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单一制下地方自治的范畴，也远远超过了联邦制下各成员国的权力。在深重的民族苦难前，中国宪法没有西方宪法那样的条件去讲人权，而首先要讲国权。在孙中山设计的三民主义中，民权是社会本位的，是要消除个人本位的人权观念。

均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单一制。三、1982年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道路的开创 （一）1982年宪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 清末以来，面对深重的民族苦难，西方传来的宪法被认为是中国百病的良药。

人民与政府的上述双重关系，通常就是宪法学所说的主权之所属和主权之所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制定的宪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时期、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时期、1982年宪法时期。

这是我国单一制与西方许多国家实行单一制的重要区别。只有坚定中国宪法文化自信，以科学的宪法理论武装头脑，以正确的宪法思维指导实践，以浓厚的宪法情怀塑造人格，以崇高的宪法信仰鼓舞精神，才能确保我们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三）1982年宪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机构体系 一切国家机关乃是为国家之目的而行使其权能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将自由置于生命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之上。这种制宪权是在废除伪宪法和废除伪法统基础上的一种全新开始。

欲致富强，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国家凭借城市中的单位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政治结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中国进入了全能主义和总体性社会。

随着国民党战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实施仅两年多后便被历史所否定。1982年宪法还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使得孙中山的政党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考虑组建适宜中国政治的新型政党。这些举措对树立宪法信仰、推进宪法文化有重要意义。

《临时约法》在起草初期，当时参议院关注的主要是统治权即政治权力的安排问题，实际上并不曾关注所谓主权问题。在中国近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国家危难，救亡是第一要务。宪法必须被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二、探索中国宪法道路的五个核心问题 （一）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宪法上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一个最为根本的首要问题是采用君主主权还是人民主权原则。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定的宪法和宪制性法律主要是按照孙中山建国三时期和五权宪法等理论设计和起草的。1982年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

1954年宪法没有参考苏联宪法里的联邦制，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确立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并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里指出，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制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

中国的政党是在革命过程中，为探索中国道路和中国前途、为推翻当时政权统治而产生的。在1982年宪法前，这些宪法或宪制性法律的寿命都非常短，要么其所属的政权旋即被推翻，要么很快被下一部宪法或宪制性法律替代，要么就被束之高阁，不再实施和起作用。